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南船北马”被视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鲜明印记，而隋唐大运河的贯通，更被视为这一格局形成的关键纽带——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为一体，不仅构建起纵贯南北的漕运体系，更因实现海陆“丝绸之路”贯通，为唐宋时期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奠定了基础。日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做客由秦淮区图书馆与悦的读书联合打造的“游见秦淮”，以“南船”与“北马”为切入点，带领读者重温隋唐大运河的“世界史”意义。
淮安南船北马标志景观南船和北马，沟通海域世界与草原世界
“苏超”激战正酣，淮安表现抢眼。与此同时，淮安作为运河之都“南船北马”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再次被人们津津乐道。
张学锋介绍，当年，淮安设有漕运总督府，负责天下漕运事务；后又设有河道总督府，用以维护大运河这条南北“生命线”，可见淮安在全国地位之高。其时，江南源源不断的货物经船运抵达淮安后，常常只能改乘车马。就这么一停、一顿、一周转，大大促进了淮安与各地物资贸易往来，为淮安经济和文化带来了空前的发展。
“北骑达山岳，南帆指江湖”“东海西山壮帝居，南船北马聚皇都”“南船北马喧如沸，肯出城阴旧草堂……”与此同时，随着“南船”与“北马”不断出现在古诗词里，南方人善于驾船、北方人善于骑马，也越发深入人心。“南船北马”更是以一个成语，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
“‘船的世界’，其实不止于中国的南半部，可以扩展到周边海域，甚至可以一直延伸到东南亚和印度洋；‘马的世界’，也不只指中国的北半部，它其实可以延伸到内亚甚至俄罗斯及东欧。”张学锋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东亚古代文化交流史，出版学术著作《东晋文化》《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译著《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等。顺着相关学者所提供的思路和广阔视野，再来眺望中国，中国正处于“东南亚（海域世界）北部”与“内亚（草原世界）东部”相会之处。在张学锋看来，这就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历史的“世界史意义”。
隋唐运河图倚重南海航路，面临翻越险峻高山等多重困难
人类的文明因交通而发达，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总是与交通的流量成正比。这也就有了世界“五大文明”，其中就包括黄河·长江文明。
众所周知，从秦汉统一到唐代，中国的都城主要设在长安，间或设在洛阳。长安位于今陕西省渭水盆地，依仗的正是其天然的山河之险。其时，世界性的交通干线，即通过今新疆天山南麓的孔道，贯穿着东亚和西亚，长安则是控扼该交通路线进入中国东部大平原的关口。
也就是说，长安当时是对西方贸易的陆港，中国的特色商品首先积聚在这里，然后卖到西方商人的手中；同时，外国进来的商品也在这里卸货，然后转卖到全国各地。
此外，从更广义上来说，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起点于长安、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线，更是贯穿亚欧大陆东西向的交通大动脉，通过不断向东延伸，可以从长安经过洛阳，沿黄河出渤海湾。
南京六朝神道石兽，其源头可追溯至域外的有翼神兽——格里芬。除了贯穿北方的陆路，中国当时还有南方的海上航路。要知道，中国虽然有着极其漫长的海岸线，但长江口以北的沿海滩涂广布，缺乏良港，海岸离陆地上的聚落相对较远，航海风险极大；长江以南的浙江、福建沿海，因海岸线比较曲折，可以找到抵挡风浪的港湾，秦汉以来就有运送粮食物资和军队的记载。但大规模的海上交通，则是以岭南两广为起点的南海航路。
不妨设想一下，其时，若想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或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前往岭南沿海港口，必须数次横渡宽广的大河，并翻越横亘在这些大河流域的高山峻岭。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就意味着，要实现亚洲东西的南北海陆两大交通路线贯穿，中国东部无疑是最佳选择。
浙东运河上的古纤道开挖隋唐大运河，南北海陆两大交通路线贯穿
2014年，包含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的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所有自然大河几乎都是从西向东走向，中国大运河实现了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为一体。古运河在中国各地早就存在，但在隋炀帝对南北水路交通进行大规模整治后，才形成系统性的运河干道。
在此背景之下，再将“南船北马”放置在东西交通史观中来看，隋唐大运河的“世界史意义”也就变得非常清晰：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开通，从此，从长安、洛阳（两京）出发沿黄河而下先达开封，在这里换乘进入运河，可直达钱塘江口杭州，再沿浙江、福建海岸南下，到达广东。
黑石号沉船出水的中国产瓷器由此可见，隋唐大运河在促进中国内部交通的同时，将横断亚欧的南北海陆两大干线的东端贯通了起来，使得南北两大交通干线闭合成环线。中国从此不再是东西交通路线终点的死胡同，而成为世界循环交通路线中的重要一环。
“只有扩大视野，转换视角，站到更高处，我们或许才能读到更加原色的中国历史。”在张学锋看来，也只有这样，作为沟通“船的世界”与“马的世界”以及作为沟通“东南亚（海域世界）北部”与“内亚（草原世界）东部”之间的桥梁，隋唐大运河及后续的京杭大运河的世界史意义，才能凸显出来。
黑石号沉船出水扬州产“江心镜”人员大流动，扬州一度成为国际贸易港
“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在唐代发挥了极大作用。安史之乱后，东南地区的财赋支撑起唐朝漕运命脉百余年之久。晚唐文士皮日休则在《汴河铭》说道：“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隋唐大运河的意义，绝不仅于此，而在于它带来了更多人员的流动。”张学锋介绍，其时，日本国遣唐使渡海时，已很少选择传统的北路，而是选择南路，横渡黄海，着岸地点直指长江口的扬州，并在扬州官府的安排下，沿运河北上两京。
与此同时，善于经商的西亚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的粟特人，其贸易的目的地也不再是单纯的长安、洛阳或广州，他们利用便利的运河航道，来到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在这里建立起了繁华的居住地，从事商业活动。扬州也因此成为唐中后期最大的国际贸易港。今天的扬州还有一个叫“波斯”的村庄，村内随处可见以波斯为名的道路、饭店、商店、旅馆等。
洛阳回洛仓博物馆院内展示的仓窖位置1998年，在海底沉寂了千年之久的“黑石号”沉船，在印度尼西亚一带海域被发现，出水了大量陶瓷器、金银器、铜器、铁器、钱币、玻璃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其中就包括扬州生产的金银器和江心镜。出水瓷器上标有唐敬宗宝历年号，可断定是9世纪前期的沉船。
“如果没有运河的开通，这些场景是难以想象的。”张学锋表示，后来，虽然随着长江泥沙不断淤积、河道日渐狭窄以及长江口不断外延，扬州逐渐失去了国际贸易大港的地位，但隋唐大运河的作用却日益显著，其延长线不断延伸。比如成型于三国两晋时期的浙东运河，在进入唐代以后，又进行了疏浚。通过浙东运河，人员物资可以顺利到达东部沿海。宋元两代国际贸易大港明州（今宁波）、泉州等，正是由此开始取代扬州，登上历史舞台。
今天，很多北方人站在大运河畔，依然会为其中所挟带的海洋气息怦然心动。
张学锋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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