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名扬

由王蒙的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改编的电视剧《我的后半生》登陆央视八套后引发热议，成为老少皆宜的爆款剧集。这场跨越媒介的艺术对话，不仅印证了优质文学IP影视化的可能性，更展现出新时代文艺创作服务公共文化需求的创新可能。原著以退休教授沈卓然的晚年情感波折为主线，用诙谐犀利的笔触勾勒都市老年群体的情感困境，小说中完整的人物关系网以及对生命价值的哲学追问，为电视剧改编提供了扎实的根基。编剧蓝小汐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以轻喜剧风格保持着向上向善的审美导向，完成了叙事美学的影像转化——不仅延续对老年群体精神世界的关注，更将镜头延伸至当代青年的价值追求。剧中既有沈卓然与四位女性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也有其子沈青在事业与家庭间的挣扎，儿媳刘丽娜对自我价值的追寻，形成三代人交织的命运图谱。

值得关注的是，原著带着锋芒的讽刺与黑色幽默叙事，虽赋予作品厚重的思想分量，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读者共情的藩篱。当主人公在妻子墓前喊出“生活万岁！爱情万岁！妇女万岁！奇葩万岁！”却照不亮余生之路时，留下的更多是生命晚景的苍凉。剧版在尊重文学底色的基础上，将原著中大量心理独白转化为生动鲜活的群像戏码，以南京城为背景搭建起故事的城市空间。方言俚语的运用、诗词歌赋的文化印记，既强化了地域文化认同，也让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市井百姓的家长里短产生奇妙共振。这种“接地气”的改编并未削弱思想深度，反而通过代际冲突、职场偏见等现实议题，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情感共鸣点。《我的后半生》在丧偶、黄昏恋、女性困境等命题中，打造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崭新朝向，既呼应了新时代文艺作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创作导向，也实现了艺术性与大众性的平衡。

01

金陵密码：

方言、地标与流动的市井诗意

在国产影视作品中，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长期占据着城市形象表达的“主角席位”。随着时代发展，都市剧对西安、重庆这类新晋“网红城市”的文化呈现也愈发多元。但许多作品在空间塑造上仍显乏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雷同画面，让观众难以从钢筋水泥森林中辨识出独特的地域基因。电视剧《我的后半生》恰似一股清流，用浸润着六朝烟水气的南京城打破这种困局，将金陵城的历史文脉、市井烟火与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剧集以退休教授沈卓然的三代同堂之家为圆心，将颐和路的梧桐树影、科巷菜场的市井吆喝、紫金山爬山步道、莫愁湖广场舞音乐等串联成一幅流动的城市画卷。当镜头掠过青砖黄墙的民国建筑群，定格在街头巷尾的南京方言对白，穿梭于城南的巷陌烟火与河西的摩天楼宇，地域元素不再是故事的背景板，而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活性因子。

当影视作品真正扎根于城市的生活土壤，地域特色便能自然生长为具有穿透力的艺术表达。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其建筑本身就是凝固的历史教科书：从承载六百年风雨的明城墙砖石，到见证民国风云的浦口车站；从高校林荫的书卷味，到商业气息浓郁的河西金融城；不同时代的建筑共同构建起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相映成趣。《我的后半生》中的地域表达也启示我们，一座城市的鲜活形象不仅需要地标建筑的视觉呈现，真正立体的城市叙事还需要真实生活细节的填充。剧中科巷早市的热气腾腾、颐和路上漫步的情侣、紫金山的晨雾、绣球公园里遛狗放风筝的欢声笑语、梧桐树荫下的棋局，建筑空间与生活场景交织，让观众感受到这座城市特有的生命律动。在建筑与人文的碰撞中，南京既保留着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容器功能，也生长为映照时代发展的动态镜像。

真正优秀的地域题材作品，应当让方言成为叙事的血脉，让文化在声音中流淌。在《我的后半生》中，流淌在角色唇齿间的南京方言，精准勾勒出人物个性，赋予角色更高的可信度与亲和力。当梅婷饰演的刘丽娜用南京腔喊出“我会做饭哎”，或是嗔怪父亲“你又不是不晓得”时，扎根市井的乡音，让虚构的故事人物立马显得立体和真实起来。方言从来不只是交流工具，那些带着油盐味的南京话，藏着市井街巷的生活哲学，也浸润着普通人家的烟火人情。剧中角色脱口而出的方言俚语，本地人听来是亲切的乡音，外地观众则通过这些带着独特韵律的腔调，窥见南京人直爽泼辣背后的古道热肠。刘丽娜和街坊聊天的语速节奏，老爷子下棋时冒出的俚语切口，当角色用方言拌嘴、拉家常时，观众看到的不是精心设计的台词，而是浸润着生活汁液的南京人生。这些声音细节比任何地标建筑都更能勾勒城市的性格。方言也是地域文化的味觉记忆，剧中飘着香气的牛肉锅贴、徐家鸭子店前的长队，在南京话的平仄起伏里与市井百态共同织就了金陵城的呼吸韵律，让南京人的故事有了“地气”，让南京城的街巷有了“魂儿”。

值得注意的是，《我的后半生》让城市文脉真正流淌进人物的血液里，剧中没有将南京文化做成标本展览，改编过程中，创作者巧妙破解了原著小说的叙事困局，将人物重新编织进市井生活的经纬网——当鼓楼图书馆的典籍墨香、艺术金陵文创园的诗歌雅集、锦创书城的阅读光影渗入故事，这些文化地标便不再是静态背景。沈卓然是与老友谈诗论道的文人，是讲座活动与媒体从业者，也是合唱团、诗会朗诵上普通退休老人；孙宝琴和刘得宝曾是老“鼓风机厂”工人的立体设定，令南京城的时代脉动变得可触可感。作为“文学之都”的艺术注脚，剧集将南京的文化气质转化为叙事动能，不但多次展现书法、绘画、吟诗作赋等文化元素，还将其渗入角色的人生轨迹中。（如师范大学教授沈卓然的学术生涯与诗意性格、聂娟娟的天文学家身份）当沈卓然与聂娟娟在紫金山顶用诗词对话星辰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学者的惺惺相惜，更是南京作为“世界文学之都”特有的浪漫——这种糅合文学想象与科学理性的精神共鸣，恰是南京城市文化气质的艺术投射。

影像的时空延展艺术为原著故事注入了鲜活的地域灵魂，在南京这座兼具历史厚重与现代脉搏的城市中，为各色人物搭建起真实的生活剧场。《我的后半生》中的城市，是文人沈卓然们的金陵城，亦是承载理想主义与市井温情的当代南京。知识分子的文人雅趣与市井百姓的家长里短交织，将世界文学之都与饱含市井生活的温热质感，熬煮成一盅既传统又鲜活的“金陵风味”。影视创作与城市文化的深度绑定，正催生着文化传播的新模式，《我的后半生》的成功实践，证明真正打动观众的是渗透在街巷里的城市性格，让其在追剧过程中自然生发出“跟着故事游金陵”的情感共鸣。

02

银发狂想曲：

老年议题的叙事策略与衰老之诗意

康定斯基曾说：“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其特定时代的产儿，同时也是孕育我们感情的母亲。”当代现实题材电视剧作为时代镜像，始终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近年热播的《都挺好》《小欢喜》《小敏家》《我在他乡挺好的》等都市生活剧，呈现“原生家庭”“职场竞争”“教育内卷”“青年就业”“代际观念冲突”等社会议题，构建起具有时代质感的叙事图谱。在叙事策略上，创作者聚焦烟火市井，采用平民化视角，全景式勾勒社会图景，不仅承载着不同群体的社会诉求，更通过情理交融的叙事缝合，让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达成双向对话，最终完成对社会现实的审美观照与人文思考。随着我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银幕上涌现出《外婆的新世界》《老闺蜜》《老家伙们》等老年题材剧集，以创新姿态介入养老问题、代际关系、银发经济等公共议题的讨论。既有延续家庭伦理剧的温情底色，又借悬疑、轻喜剧等类型融合重构叙事逻辑，并尝试以“适老化”叙事探索观众审美的公约数——当镜头聚焦老年人对青春的眷恋、对伴侣的依恋、对子女的牵挂时，年轻观众得以在情感共振中理解生命晚景的尊严诉求。老年题材剧集在重塑大众对“银发一族”认知的同时，也成为观察老龄化社会的窗口。

同样是关注老年群体的《我的后半生》，以退休教授沈卓然的四次“黄昏恋”历程为线索，在风波不断又啼笑皆非的生活常态中，通过轻喜剧形式挖掘出那些隐藏着的琐屑情感与亲情羁绊。总的来说，《我的后半生》从老年婚恋、身体叙事、生死问题等维度对剧中的老年群体进行把握和叙写。剧集以多线并进的群像手法，通过广场舞公园、养老社区、老年大学等典型空间，呈现老年群体的精神世界，捕捉生活化场景中的喜剧张力，在将老龄化议题与南京地域文化特质的有机融合中，关注银发一族在友情、亲情与爱情中的精神困惑。剧集通过“老年相亲”“房产纠纷”等矛盾，探讨老龄化进程中个体尊严与家庭伦理的博弈；同时以“老少情感争议”“遗嘱公证”“遗体捐献”等情节，创造出一种既具有现实底色又不失强烈戏剧性的风格化叙事策略。沈卓然与护士连亦怜的契约式结合，折射出市场经济环境下老年婚恋的功利化困境；当女方提出房产过户以换取儿子的生活保障时，传统文人“发乎情止乎礼”的理想主义遭遇现实一击；其与天文研究员聂娟娟的柏拉图之恋，展现了老年群体对精神共鸣的渴望及面对现实差距时的无奈放手。而老苟卖房救妻、老丁阿尔茨海默病引发的身份认知崩塌等辅线叙事，将老年婚恋议题置于代际伦理重构、医疗资源分配及认知衰退焦虑等多重社会坐标中，既拓展了老年情感生活的讨论维度，亦暴露出对老年情感权利的隐性压抑。这种将私人情感经验升华为公共议题的叙事策略，为老龄化社会的情感治理提供了兼具人文温度与现实锐度的文化样本。归根结底，叙事艺术的表现对象是人，是复杂的人性和丰富广阔的现实生活，《我的后半生》在展现悲欢离合的生活常态和刻意营造的戏剧冲突背后，隐含的是兼具社会批判的力度与人文关怀的温度。

身体作为精神存在的物质载体，在老年叙事中呈现出独特的表意功能。当代影视创作突破传统老年形象塑造的窠臼，不再将身体衰退作为必然，而是通过身体叙事重构老年主体的生命价值。《我的后半生》打破老年身体与性意识的叙事禁忌，展现银发群体完整的情感需求。吕媛高大魁梧的身躯和洪亮的嗓门；丽娜妈妈搞笑精明、毒舌洒脱的大妈形象；而活力满满的老苟尤其具有典型意义，其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在演员油光水滑的大背头和皮衣紧身裤混搭的外表，还表现在演奏萨克斯时那随着音乐节奏摇摆起来的身体和广场舞领队时大幅度的动作，夸张的肢体语言成为老苟对抗衰老的宣言。《我的后半生》直面老年晚景生活的真实面貌，既探讨身体机能衰退的现实，也展现他们的情感需求，更不回避生死命题的沉重。创作者用轻松诙谐的叙事手法来呈现老龄化议题，将养老困境、代际关系等严肃话题转化为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片段。作品摒弃刻板的说教模式，卸下说教姿态，以幽默为桥梁，让关于暮年尊严、生命价值等深度思考自然流淌，传达着积极、豁达、正面、向上的人生态度。

生老病死是生命必经的历程，但面对衰老的姿态却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电视剧开篇的葬礼场景便以黑色幽默的笔触叩击了这一命题——这场啼笑皆非的告别仪式，正如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描绘的老年图景：看似退行至“全然的遗忘”的孩童状态，实则包裹着对生命终章的深沉思考。剧中沈卓然的衰老历程极具典型性。这位满腹经纶的中文系教授，在妻子离世后骤然陷入“生活巨婴”状态：依赖儿媳照料，守着亡妻的蝴蝶兰终日望天，连书法作品都浸透“昏惨惨黄泉路近”的暮气。物质身体与精神世界的双重衰退也在催化其完成从“被衰老者”到“主动生活者”的蜕变。沈卓然在失败的黄昏恋中逐渐领悟情感的本质、接纳生命的不完美，甚至做出死后捐赠遗体的决定；老苟作为“老年海王”看似游戏人间，却在娇妻病危时卖房救人的决绝中展露真情；退行至阿尔茨海默患者的童真状态的老丁，反而消解了身份焦虑。电视剧在此实现了“情本体”的动态平衡——当现实境遇迫使身份转换时，唯有让情感认知与客观存在持续对话，才能实现老年角色的“软着陆”。

老年题材剧作的人文关怀与社会隐喻始终与时代精神共振，以《我的后半生》为代表的改编实践，通过媒介转化策略调和文学性与大众性：尽管团圆式叙事策略弱化了原著小说的悲剧内核，但其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取向，既延续着对老年群体精神特质的深度开掘，又以通过代际价值观碰撞、轻喜剧的诙谐笔触，在泪笑交织中重构老年议题的讨论维度，实现社会痛感抚慰与正向价值引导的创作平衡。

03

被看见的“她们”：

奔向广阔天地的第三种“娜拉”

近年来影视创作中的女性叙事呈现井喷状态，多部聚焦女性生存境遇的剧作如《三十而已》《她的城》《我在他乡挺好的》等，折射出社会转型期的性别认知重构。随着女性主义叙事逐渐走进大众视野，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逐渐摆脱传统依附性定位，转向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挖掘，使得女性形象建构进入更具主体性的新维度。《我的后半生》构筑起真实可感的女性生命图谱，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来自不同职业、地域文化，且拥有不同人生经历的女性角色，展示出当代社会多元女性的人生图景。通过塑造刘丽娜、连亦怜、聂娟娟等多位女性角色，构建起涵盖代际、阶层、职业差异的观察谱系：传统婚恋观束缚下的突围、职场中的自我确证、老年婚恋市场的现状，剧作以多线交织的叙事策略，探讨女性在物质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辩证关系，将个体选择呈现为女性从“性别符号”向“独立主体”的蜕变轨迹。

《我的后半生》在改编过程中以多重视角客观呈现了中、老、青年三辈女性群像，实现了从“异性凝视”到“她性自觉”的美学跨越，打破了原著中某些女性角色的脸谱化印象，还原了她们作为完整生命个体的真实面貌，将原本符号化的女性形象转化为血肉丰满的立体人物。一方面，电视剧描绘了这些女性复杂的人生境遇与内心波动，突出了她们饱满的生命状态和精神世界。通过紧凑而富有层次的情节设计，不仅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还通过人物前史的交代，为角色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例如，电视剧中的连亦怜角色，相较于原著中“精于算计”的物质女形象，剧集更多地展现了她的隐忍、大度与贤惠，以及面对生活困境时的无奈与挣扎。这样的塑造让观众能够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共情于她作为一个母亲的无奈与可怜。同时，电视剧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精准而立体，创作者通过精准把握典型性，在普遍的生活情境中呈现带有特殊性的微小细节，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特色突出。例如，刘丽娜这一角色，电视剧通过大量细节复现了她的真实生活，如她身兼数职地操持家庭，奔波于学校与菜场之间，生动揭示了当代家庭中女性困于“看不见的劳动”里，她的付出被家庭系统性地忽视与贬值。此外，遗憾自身失败的婚姻，让彭玉兰对沈教授暗生情愫，其情感抉择建立在对亲密关系的认知之上。而人物最终主动斩断情丝的选择，也使剧情推进更加真实合理。同时，演员们的出色表演也使角色在荧屏上生长出鲜活的艺术生命。例如，沈黛是一个复杂且充满矛盾的角色。她既有破碎感，也展现了坚韧的一面。她外表看似坚硬，内心却脆弱而敏感，这种矛盾的内心世界使得沈黛这个人物更具真实感。在面对家庭矛盾和情感纠葛时，沈黛那种倔强而又任性的个性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她也是一个拥有“刺猬”特质的女性，用坚硬的外壳保护自己，却难以掩饰内心的孤独与渴望。在剧中，沈黛的成长和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她从最初的倔强、任性，到后来的理解、包容，逐渐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执念，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未来。电视剧还敏锐地捕捉到了人性的复杂与生活含混之处。吕原刚硬的性格与火热的精神状态，与她强烈的道德控制欲和侵占性密不可分，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烛照使得角色更加立体深刻。

回望近年来“大女主”热潮的流变，女性叙事早已超越“爱情至上”的单一维度，或通过苦难叙事控诉性别不公；或以“爽感”宣判女性主体的胜利；但是控诉者易陷入自怜的窠臼，宣判者则可能沦为悬浮的强者幻想。而《我的后半生》则尝试打破二元对立，既没有陷入单纯的苦情叙事，也没有过分强调女性的苦难或胜利姿态，而是以一种更加兼容和生命力的方式呈现了女性的“奔向”叙事，探索女性成长的第三条路——既不沉溺于悲情，也不虚构完美胜利，而是直面现实中女性的自我重构。护士长连亦怜为患病儿子委身求全，却在物质索取中丧失尊严；女科学家聂娟娟追求精神共鸣却困于病痛，最终主动退场；工会主任吕原以道德完美主义绑架亲情，反遭女儿控诉。这些女性角色无一完美，却各自展现着不同层面的挣扎——她们既非全然被动的受害者，也非开挂逆袭的“大女主”，而是在物质与精神、依附与独立之间反复试错的真实个体。此外，在《我的后半生》中，我们还看到了刘丽娜等女性角色的成长与转变。她们从最初的迷茫、挣扎，到后来的坚定、勇敢，这一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痛苦与反思。她们开始学会放下过去的执念，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未来；她们不再仅仅依赖情感关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更加注重自我实现和成长。刘丽娜作为被家庭系统性忽视的全职主妇，她既要应对柴米油盐的琐碎，又承受着丈夫的漠视甚至是精神出轨。该剧的突破性在于，既未将女性简化为父权制的反抗符号，也未制造虚幻的逆袭神话：老年女性要对抗“无需爱情”的社会偏见，中年女性需平衡自我实现与家庭责任，年轻一代则要解构新时代的“独立女性”迷思。这些女性角色在摇摆中前进，在犯错中成长，恰如现实中的女性解放之路——既非一蹴而就的“宣判”，也非永无止境的“控诉”，而是在具体境遇中不断校准方向的“奔向”。当刘丽娜在“诉苦”与“胜利”之间开辟出更具现实质感的人生路径时，与鲁迅“娜拉走后会怎样”的诘问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是否出走，而在于能否在结构限制中持续建构主体性。

通过全景式展现不同年龄层女性境遇，《我的后半生》打破了女性叙事常有的年龄断层，也重新定义了女性“独立”的内涵。当连亦怜提出房产过户要求时，看似和谐的“黄昏恋”便暴露出扶贫式的权力失衡；而聂娟娟的柏拉图之恋，则因疾病对日常生活的消磨宣告破灭。这些情节颠覆了传统婚恋叙事中“男性供养者”的设定，让老年女性同样面临经济独立与情感尊严的双重考验。在“卓越的自我”与“被规训的他者”之间，女性如何挣脱枷锁成为自由主体？当丈夫沈青的精神出轨撕开婚姻假面，刘丽娜没有陷入“娜拉式出走”或“怨妇式控诉”， 本可以选择离婚，却决定留下，因为这样的选择更符合她的利益，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拥有完整人格和自主选择权的女性强大。女性“独立”叙事不是否定挣扎，而是让挣扎本身成为照亮前路的星火，留存那些不够完美却真实生动的痕迹。既非老一辈忍耐哲学的延续，也非“独立女性必须离婚”的教条，刘丽娜没有选择“出走”而是积极地回到当下，这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对世界发出主动的信号。剧中的女性都是具有生命质感的个体：既有在情感废墟上重建自我的倔强，也有在事业拼搏中校准方向的清醒，更有对亲密关系的深刻反思。后来刘丽娜事业上的成功，不是简单的逆袭“爽文”，而是女性开始直面“我是谁”——电视剧超越对失婚困境的表层刻画，转而聚焦那些潜藏在家庭与职场、过去与未来、社会期待与自我追求之间的价值碰撞。

结语

扎根时代土壤的文艺创作总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我的后半生》以南京城为叙事坐标，用流动的镜头捕捉着不同年龄层的人生况味：在家长里短的叙说着银发族的黄昏恋曲、中年危机的精神破局，女性群体的自我价值重塑。看似平凡的生存切面经过艺术化提炼，升华为具有理想温度的情感共同体，构建出既具烟火气又充满思辨性的文化空间，既保持着现实主义的毛边质感，又透出理想主义的光泽，架设起艺术表达与大众审美的桥梁。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从小说到荧幕的跨媒介转化，创作者既忠实于原著对人性幽微的洞察，又赋予故事更具当代性的传播语态，在电视媒介的视听中讲述着中国式家庭的情感密码。这种既扎根生活土壤又仰望星空的精神姿态，昭示着文艺创作回应时代命题的无限可能。

【作者简介】刘名扬，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在《南方文坛》《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苏州教育学院学报》《时代文学》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3项。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编辑 储笑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