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坛名副其实的“常青树”，周梅森在江苏作家中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至高利益》……二十多年来，周梅森相继有10部长篇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更难得的是，作为一个以文字见长的作家，他同时还是编剧，并一度担任过制片人、出品人、艺术总监等。他与影视的紧密关系，每部剧热播时所产生的热点话题，都让人对这位作家充满了好奇。6月18日，江苏省作协组织召开周梅森影视文学创作研讨会，来自全国的十多位专家亮出了自己的见解。
题材说：反映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火热现实
正如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所说，“周剧”成功的密码就在于其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敢于直面社会问题。上海耀客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吕超则一直记着：现实主义才是人民群众最要看的。无一例外，周梅森擅于在作品中写改革、写政商、写人性、写群像，描绘当代中国的高歌猛进、风云激荡。
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郑焱表示，来自人民，反哺人民，爱民之所爱，憎民之所憎，已经成为周梅森影视文学作品的显著特征。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来自于周梅森特殊的人生经历。他早年在煤矿做过矿工，对底层民众有着切肤的同情与关爱。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来，恰逢中国改革开放，鲜活的社会生活实践，无疑给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他一方面称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对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深层次问题有着清醒的忧思。在反映领导者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奋不顾身、勇于探索的同时，也不回避资本和资本运作，市场与权力经济的关系，更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凯表示。
从内心创作驱动再到外部现实环境，周梅森的创作都在呼应时代的“痛点”：《人间正道》讲干部的政绩观，《绝对权力》讲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国家公诉》讲依法治国，《天下财富》讲“天下财富，取之有道”，《中国制造》讲大国崛起……在强烈的历史责任担当、家国情怀的感召下，周梅森通过文字在平凡生活的表象下挖掘出常人不能企及的深度和广度。作家苏童注意到，周梅森的创作发生过几次转型，但最终，他把自己的书桌大幅度“前置”，伸入到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火热现实中，把作品重重地“写在中国改革的大地上”。江苏法治报社副总编辑、江苏法治影视文化中心总监宋世明表示，所以有人说，周梅森的小说是改革开放的文学注脚，是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年鉴。更重要的是，他常常是第一个这样写的，敢为天下先，敢开风气之先。
故事说：把“开会”描写得很好看
有了很好的创作题材，如何将它们创作好，这也是“周剧”成功的一大法码。也正因如此，年轻观众追“周剧”时，对剧中开会的情节津津有味，遇到男女主角谈恋爱的桥段则猛拉进度条，并表示“我们不要看谈恋爱，我们要看领导开会。”
在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看来，周梅森对世道人心的把握，和他丰富的政治学经济学知识，使他有能力“深描”深层现实。而除了强烈的现实性，影视剧成功的关键是要有精彩好看的故事、丰满出彩的人物。省文联主席章剑华对此也是深有共鸣，他认为，周梅森是编故事的高手。他的作品总是开门见山，通过一个突发事件，一下子抓住观众，然后迅速推进；情节错综复杂，伏笔层层铺设，悬念层出不穷，结局出人意外。“即使是《国家公诉》《人民的名义》这样的检察题材电视剧，周梅森也没有把它写成行业剧，而是从小切口里反映大情怀、正能量。”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说。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看来，“周剧”中的“开会”情节不仅是审美的，更是现实的。在中国，“开会”是重要的决策机制，背后潜伏着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周梅森精准提取了这一典型场景并精彩地描绘了它。
典型事件需要典型人物来塑造，周梅森影视作品洋溢着的“英雄气”，也让读者和观众欲罢不能，这种英雄气有助于作品的人物塑造和价值取向的颂扬。中国作协副主席毕飞宇说，无论是《我主沉浮》《我本英雄》，都可以感受到人物身上的英雄气。
不能否认，这些接地气的素材与周梅森的人生阅历是分不开的。从煤矿工人到杂志编辑，再到专业作家和热门大编剧，周梅森的人生经历也成为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他经历了吃不饱饭的全民赤贫的年代，挂职当过市政府副秘书长，做过房地产生意，炒过股票，这些经历大大拓宽了其创作的题材和视野。南京生活也给他的创作带来很多帮助：1979年他来到南京时，金陵饭店正在打地基，周围没什么高楼，但整个城市仍呈现出一个古都的风范；各种经济力量正在崛起，人们的心态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猝不及防，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1991年，他在江宁禄口买地盖别墅，但卖得并不好，直到2003年才以打包给别人的方式卖完；1994年，周梅森回到家乡徐州挂职市政府副秘书长，从而充分了解到国家政权的运作形式，也接触到一些官员。
周梅森表示：“我生活在中国脱离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走向全面改革这一时期。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
文学说：成为中国“改革文学”的接续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凭借小说创作出名的周梅森，其作品的文学性，也再次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
“文学之所以不再引人注目，仅仅是因为网络、电视剧、电影逐渐挤占了文学的空间吗？”丛治辰说，从周梅森写作不断受到影视剧青睐来看，关键问题在于“我们一直在谈写现实，但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写现实，有没有策略写现实，有没有认识现实，有没有能力写现实，这是写作者不断遇到的问题。”
丛治辰还提到，当重温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史时，这一代青年的阅读趣味已然发生了偏移：相比较先锋文学，当代大学生更喜欢改革文学，因为“先锋文学让我看到自己，改革文学则让我看到时代”。周梅森作品接续的正是改革文学的伟大脉络。无论是《人民的名义》中对李达康书记“唯GDP主义”的反思，还是《忠诚》中高长河的那句“高楼背后有阴影”，都让丛治辰从对改革开放“无知无识”，到逐渐认识到这一历史性进程的复杂艰难。
“精彩的开会情节充分体现了周梅森的艺术创造能力，他能够在日常现实中获得独到的审美发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原副主席程蔚东说，“周梅森是中国作家中通过影视创作实现文学理想的作家，是在影视剧政治类型的实践中有着重大收获的优秀编剧，是用自己的影视文学创造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优秀知识分子。”
事实上，帮助周梅森完成“周剧”文学理想的，还有他在此过程中碰到的影视文学同行、忠诚合作伙伴和对自己有过重大帮助的单位及领导。据周梅森回忆，中国作协老党组书记翟泰丰在改编风波之际的“力挺”，巴金先生对周梅森几部作品在《收获》刊载的推动，《人民的名义》遇到资金困难时江苏省委宣传部的“雪中送炭”，时任江苏电视总台台长章剑华对周梅森给予的信任及资金支持等天时地利人和的叠加，合力成就了今天的“周梅森”。
吕超表示，周梅森用长篇小说、长篇电视剧的叙述方式来展现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这是他作品最有价值的地方，再次印证了时代性、人民性、文学性是影视的根本，也是中国文学能够提供给影视的最有营养的资源。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