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前后，涌现出一系列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佳作。其中，《耶路撒冷》获茅盾文学奖提名，《天体悬浮》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这一年，由此成为评论界命名和系统阐述的现实基础，“后新生代”这个概念也就呼之欲出。11月23日，第七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分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山东、苏州等地的青年学者、评论家和作家，就“‘后新生代’长篇小说与现实主义的可能”展开讨论。

“新生代”作家与南京再续前缘

正如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所说：“我们是在制造概念，但是制造概念应该是有这样一个现实基础，而不是为了谈论一个话题去制造一个概念，我们研究的其实是现实的文学对象。”

2014年前后，涌现出一系列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佳作，包括陈楸帆的《荒潮》、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田耳的《天体悬浮》等。何平将他们归为“后新生代”。何为“后新生代”？既然有“后新生代”，那势必就有“新生代”，“新生代”作家又有哪些？在当天的研讨会上，这些概念的梳理与确认，将大家再次拉回到上世纪90年代。

其时，以作家李洱、毕飞宇、东西等为代表“新生代”作家，已在长篇小说领域取得不斐的成绩。而今，他们的作品已实现“经典化”，诸如李洱的《花腔》《应物兄》，毕飞宇的《平原》《推拿》，东西的《耳光响亮》《后悔录》《回响》，艾伟的《风和日丽》等，已成为中国汉语写作的重要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代”作家群体与南京也很有关系，包括韩东，包括那时为南师大教师的鲁羊。而今，这段关系再次得到延伸。不久前，四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受聘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兼江苏文学院创意写作行业导师。李洱、东西位列其中。

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婧介绍，差不多与“新生代”作家在长篇小说开花结果同一时期，后来被列为“后新生代”的作家，开始以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实践引起文坛关注。2002年至2013年，鲁迅文学奖共颁出三届，诸多“后新生代”作家先后获奖；2014年，其长篇小说开始引起广泛关注。

“后新生代”作家在文体上有创新

立足当下，回望这十年间的文坛，“后新生代”的创作已从涓涓细流走向深水区。

在专家们看来，徐则臣写出《耶路撒冷》并获茅盾文学奖提名，成为这批作家长篇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近两年，魏思孝、石一枫、张楚等人的长篇小说创作，已然构成文学现象。

自2014年至今，“后新生代”持续发力，其长篇小说的数量已相当可观，路内的《雾行者》《关于告别的一切》、鲁敏的《奔月》《金色河流》、张楚的《云落》、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北上》、魏微的《烟霞里》、付秀莹的《野望》、李修文《猛虎下山》，以及马伯庸的系列历史小说等，都或多或少地引起关注。

专家认为，“后新生代”长篇小说写作，一方面对于历史、城市、乡村有新的观察，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有不同创建。在朱婧看来，这些小说都内置了改革开放时代的身位和体感，呈现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此外，相比起“新生代”，“后新生代”作家的长篇小说中鲜少去写“百年中国史”这一主题，市民史和风俗志的长篇小说，则被其中更年轻的小说家所青睐。

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阳扬认为，“后新生代”作家在长篇小说的文体上有所创新。比如通过小说文体和散文文体的渐进和结合，实现跨文体融合；通过注释的方式展开小说文本的另一种可能；向侦探类型文学及地方志类文献借鉴，等等。

开拓更广阔的文学空间

在厘清“后新生代”及其创作特色之后，专家就“现实主义的可能”这一话题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唐蕾认为，“还原真实、写真实，是现实主义很重要的价值尺度和写作标准”。

“在很多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讨论的是房子、票子、小孩的教育问题。”《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坦言，现在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有一个误区，即大家基本上把精神生活排斥在日常生活之外，而读书、听音乐，也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精神生活不应该在小说中被贬低。张定浩同时还提到，现在的年轻人最喜欢看的还是黑塞的《荒原狼》这样的小说。“为什么？因为里面谈到的是名士、追求，是精神向上的东西。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都可以从这类著作里阅读到更强的心志，那种心志会滋养人。”

《当代》副主编石一枫认为，小说呈现的面貌是复杂的，长篇小说的定义不能叫“长”，而应该叫复杂小说，作家要通过一定的写作技术写出“复杂度”。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则建议，年轻作家要冲破出版导向和奖项导向的限制，克服前一代作家留下的问题，从而开拓出更广阔的文学空间。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峰